三月的基辅，雪还没有化尽，街角的栗子树却已经鼓出了芽苞。
利沃夫火车站的候车长椅上，坐着老陈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膝盖，那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酸胀，好像确实比上个月减轻了些许。他回想起十年前的秋天，同样是这样一个初暖还寒的时候，他在单位体检的走廊接过那张X光片，医生指着片子上磨损完了的软骨，用一种习以为常的语气说：“退行性关节炎，回去少爬楼，疼了就吃止疼药。”。
连着十年，他听从了医生的叮嘱，减少爬楼的次数，服用止疼药物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一片止疼药能管用一整天，现在呢，三片止疼药也只能维持半天的效果。起初仅仅是偶尔感觉膝盖好像“别”了一下，如今却非得拄着那根铝合金拐杖，才能从卧室走到客厅。儿女们给他买过进口的氨糖，还托人带过据说能够“修复软骨”的针剂，钱花费了许多，但是膝盖就如同一台绝对报废的老机器，每一次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很刺耳的呻吟。
直到去年冬季，他于病友群内瞧见一条信息，有人谈到了乌克兰，谈到了当地一种依托胚胎干细胞的治疗办法。最初他认定是骗子，然而那个发帖的病友亮出了基辅街头的相片，亮出了住院的票据，最终亮出了一张扔掉拐杖、伫立在第聂伯河畔的照片。照片中那个人的笑容，似一根刺，扎在老陈心里长达整整一个冬天。
如准备高考的学生般，他着手查资料，搞清楚了“间充质干细胞”是何物，弄明白乌克兰在该技术领域处于世界前列的缘由，甚至借助翻译软件与基辅的医院来回发送了十几封邮件，最终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皆觉疯狂的决定：前往乌克兰，花费那笔原准备留给孙子上大学的钱。
并非他对钱没有心疼之感，六万八千美金，那可是他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积蓄，然而他更为疼惜的是自身的余生，他不愿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，每日都沉浸于“疼”这个字所代表的情境里，他期望在女儿婚礼之时能够体面地站立起来，想要带着老伴前往她念叨了半辈子的海南，想要在孙子的家长会上不至于只能坐在最后一排。
那个夜晚，他方才抵达基辅，于医院所安排的公寓里居住，窗外正飘着雪花，暖气烧得并非很热。他再三跟翻译去确认次日的流程，心里好似揣着一只兔子。手术当日，他躺在异国的手术台上，望着头顶那盏无影灯，突然忆起小时候在乡下，奶奶用艾草为他熏膝盖的情景。时代已然改变，科技已然改变，然而人对于“不疼了”的那种渴望，从未有过改变。
治疗可不是打一针就结束了，得先从他自身脂肪里提取细胞，接着经过实验室的培养以及激活，最后分三次注射回到关节腔里，整个周期差不多将近一个月，在等待的那几天，他拄着拐杖在基辅的街头缓缓地走，去看那些有着金顶的教堂，去看地铁里神色匆促的乌克兰人，去看第聂伯河上的冰面逐渐地裂开。
第一次打针之后，他没啥特别的感受。第二次打完针的那晚，他头一回睡了个囫囵觉，没被疼醒过来。第三次打针完毕，主治医生，那个头发花白的乌克兰教授，用英语给他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出院的那天，他试着丢掉拐杖，从病房走到护士站，二十米的路程，他走了五分钟，膝盖里那种伴随他十年的刺痛之感，变成了轻微的酸胀。
坐上回国的飞机之际，他倚靠着舷窗望向云层下方的黑海，刹那间觉得此番远行恰似一场大胆豪赌。他拿出半生积攒的积蓄，想要赌一个能够摆脱拐杖的光明未来。当下他身处三月的春风之中，尽管膝盖仍无法如常人那般自如跑跳 ，然而起码 ，他不用再依赖那根冷冰冰的铝合金杆子 ，便能够径直走到楼下的早餐店 ，去买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。
窗户外边儿，成都这儿的玉兰花正开得极其繁盛呢。他心里明白，膝盖恢复过来还得需要些时间，而且有可能也许怎么都没办法再回到二十岁那时候的状态了。然而每一次，当夜里翻身的时候不会再因为疼痛而醒来，当出门的时候用不着再去算计台阶到底有多少数目，他就会觉得，那个冬天跨越了七千公里路程所做出的决定，是值得的。
有些钱是花给别人的，有些钱，是花给自己余生的尊严的。